前一段时间，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接到一个诈骗电话，将本就贫困家庭仅有的学费悉数转出，她的生命也因此定格在8月21日，年轻的生命还没开始远航就已经匆匆的去了天国。不久，山东大二学生也因诈骗电话骗去元，最后心脏骤停身亡。花季的生命顷刻间凋谢，这是何其的不幸!最近舆论热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抓住并严惩这些犯罪份子，二是谁将这些学生的信息泄露出去的。这两个问题在网上引发热议，舆论的矛头直指诈骗分子和信息泄露的人员，并在网上给他们强烈的谴责。

完善的法律真的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吗？

事已至此，生命已远去，犯罪分子也纷纷落网，我们也在网上义正言辞的要求政府出台相应的保护公民信息安全清晰的法律条文，以避免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很多网民说中国的许多进步都是一条生命换回来的孙志刚用生命换回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魏泽西的死终于认定了百度推广是广告，并出台了相应的条例，而现在徐玉玉的死是否能换回政府出台相应的的法律条文，网友纷纷的吐槽每次政府都是后知后觉的办事态度，一方面我知道无论法律制定得多么完备，还是有人敢于冒险犯罪的，法律是起震慑作用，使人起犯罪念头考虑一个“成本”问题。但不能避免一些走投无路或者道德败坏的人去犯罪。另一方面我知道正真能够约束人的是内心的道德和自身的原则，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在我心中就会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因为没有道德约束的人就没有心中的敬畏的，那就没有不敢了。法律是维持我们心中最低的道德标准，在这些事情发生前，我们也没想到三鹿奶粉里会添加三聚氰胺来给我们的下一代喝，我们也没想到公职人员穿着神圣的衣服竟会滥用权力活活的将人打死，我们更没想到骗子竟会将一个贫穷家庭脑瘫孩子的救命钱骗走，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民族竟在一个新兴的时代谋害着同胞的生命，在我们国家频频的发生了，我们没有认真的去质疑和思考这个社会风气到底怎么了，竟想着要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来停止这一切的罪恶，我们这个时代人均的知识文化水平应该是最高的，但我们自身的道德约束水平竟是如此的低下，是我们的觉悟能力弱了，还是我们事物的认知水平不够呢？我认为都不是的，是我们人欲过大，失去了良性的途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人人都知道，可不是人人都做得到，信息诈骗者和泄露者为了短时间获利，而做着不道义的事情，这种人欲的实现丧失了良性的途径，完全以眼前暂时的满足为目标，因而它变成了一种恶性的破坏力，这样导致了我们年轻的生命顷刻间远去。这种人欲显然不是我们法律简简单单的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不认为完善的法律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

看到最近的新闻，前天又有一个广东的女孩被骗了钱财而跳海，银川残忍的杀人犯落网，济南母婴被杀案凶犯获死刑等，不禁让我想起完善的保存我们的礼乐文化。而现在我们的民间在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下，我们的民间深受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文化影响，并且它在逐渐成为成为滋生负面文化的地方，可能因为贫穷、可能因为落后、可能为了生存，我们这样一群人时而走着一条“取之不道”的路，民间社会处处出现着利欲熏心的事，城市周边的菜农为了多赚一些钱，在田里打着农药，提高产量和缩短菜的生长期，自己不吃反而卖给住在城里的人吃，时而还诉说他们这样一群贫苦的人遭遇的不公，可这些不公是他顾炎武在《日知录》的一句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复细读这句话，不禁有些后怕与悲哀，一个曾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竟落的至此地步。这个时代是一个精神文明与物质主义的激烈对抗，而文化处在逆境中艰难的蹒跚着，我在想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我们的文化结构出现了问题，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结构分解为三个部分，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因子”说，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很显然我们的文化结构三因子的比重出现了问题，我们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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